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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分析|社会力量对于养老产业究竟有多重要?

来源:未知作者:admin 日期:2018-07-09 浏览:

重要分析|社会力量对于养老产业究竟有多重要?

社会力量作为养老产业的重要力量,应充分发挥其优势作用。利用网络化和信息化作为平台,志愿者参与,专业社会引领势,既可以吸收政府公共资源,又可以利用市场资源,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各方力量,促成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社会组织是社会力量的重要载体,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弥补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发挥社会组织在养老产业中无可替代的作用。

1.社会组织是养老产业发展管理的有利补充。

市场经济条件下提供社会养老服务,政府必须转变职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把行业管理和服务职能主要交给社会组织,使其担负起专业化养老服务提供者和服务行业管理者的功能,协助政府调查行业发展状况,拟定发展规划,提出供政府参考的法律法规条文和各类服务标准、规范等。

2.社会组织是提升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的模范。

社会组织一般是按照现代社会专业分工要求建立和运作的,服务性社团尤其如此。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促进专业人才遴选和培养,为服务队伍专业化建设奠定基础;可以组织开展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和岗位练兵,提升行业管理与服务水平;可以通过推行行业标准规范,加强管理、提高质量,树立样板、提供示范。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中国的社会组织不仅数量规模小,而且专业化水平不高,要真正担当起养老服务业生力军的角色,还需要不断提升自身能力:

1.提升硬实力,包括资金筹集能力、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等。

除了推动政府落实相应的财政税收扶持政策,还要通过适当的筹资公关方式、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等调动市场资源和民间资源。立足社区建设中小型托老机构并力争实现连锁化、品牌化,避免有违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大规模“隔离式”、“集中式”养老院建设。

2.提升软实力,包括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建设专业化队伍、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等。

目前,中国社会组织大多采取粗放的项目制管理,这种方式往往容易失范,也不利于组织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此,有必要强化组织的内部治理,建立理事会制度并与项目管理制相结合起来。同时,社会组织的软实力还体现在专业队伍建设上,因为养老服务的质量主要取决于服务人员的专业水平。从事养老服务的社会组织必须充实经过专门培养的社会工作或老年护理专业人才,从业者必须经过专业培训并获得相应的专业任职资格。此外,还需要在努力提高养老服务质量的前提下提升组织的社会沟通能力,加强与老年人家属以及新闻媒体的沟通,积极推动形成全社会敬老爱老的文化氛围。

目前人民日益增长的高品质养老服务需求和低质量的养老服务供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社会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增长与养老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愈益突出。未来的很长时间里,中国的社会资源无法单独支撑一个社会化的养老服务体系,只能靠政府资源与民间资源的整合,在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下,依靠社会的力量,民间资本参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运用多方资源,建立政府主导、民间资本参与、社会力量补充的立体式养老服务体系。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模式最大问题就是,它的道德推理模式从开端上就越过人类生活处境的一个根本向度,即脆弱与依赖,而养老问题恰恰是从这一处境中生发出来的。

需要国家制定实质性社会政策来保障家庭养老,提供家庭养老的税收优惠政策、社区支持系统等等。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养老保障领域中的代际问题也愈加凸显出来,代际公平与正义已经成为当前养老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和推动因素。在代际公平的视角下,养老制度的本质,是一个在经济上活跃与已不活跃的成员之间,如何分配资源的伦理和政治问题。

 

代际分配危机

 

 

具体而言,我国养老领域中的代际分配危机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从宏观层面上看,在人口老龄化加速行进、少子高龄化现象并存的条件下,工作的一代人需负担的退休一代人的数量必然会越来越多,负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结果必定是代际之间负担越来越不公平。如果无法有效平衡代际之间的负担,现行养老保障制度总有一日会面临收不抵支、无法为继的局面。

 

微观层面上的代际分配危机,表现为家庭内部的传统反馈模式愈加失衡。早在上世纪80年代,著名社会家费孝通就指出,“养儿防老”是均衡社会成员世代间取予的中国传统模式,并指出,中国家庭结构的“反馈”模式,不同于西方的“接力”模式。然而越来越多的社会学研究发现,传统的反馈模式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市场化和理性经济人的交换逻辑,侵蚀和扭曲了作为反馈模式基础的反哺意识。

 

上述状况表明,代际公平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养老保障制度迫在眉睫的危机,在这一点上,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有着高度的共识,即代际公平应当成为现代养老福利制度的一个重要价值基础。

 

西方学者解决代际公平的思路

 

 

从国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看,代际公平是近几十年才兴起的前沿研究领域。在发展早期,代际公平理论集中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议题上,主要关注当代人与尚未出生的后代人之间,如何公平地分配各种社会和自然资源的收益和成本,以及分享发展的平等机会。但随着近几十年西方社会老龄化,人口结构的改变所带来的抚养比的改变,使得作为代际契约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持续性和互惠性都受到了挑战,现在工作的一代,很可能无法期望在老年时得到他们现在所提供给老年人的给付水平,这就引发了同时存在的不同年龄组之间的代际公平与正义问题。

 

虽然问题的焦点有所改变,但主导讨论的自由主义框架并无变化,养老领域中的代际公平问题,依然被表述为如何在世代(generation)之间维持公平契约的问题,并导向两种代表性的解决路径:一条是古典自由主义式的,主张“私有化”养老责任;另一条路径则是坚持在代际之间确立罗尔斯式的契约论,试图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解决不同年龄群组之间公平比率问题。作为自由主义框架下的解决方案,虽有细节上的分歧,两条路径的共同点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都是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将家庭及家庭内关系(比如孝道)排除在道德考量之外;并且都主张将养老领域中的代际公平辩论仅仅局限于福利国家的公共分配制度领域,亦即,代际公平被看作主要是一种制度德性,而与亲子关系上的具体德性无关。

 

美国生命伦理学家诺曼·丹尼尔斯的代表作《我是我的父母的照管者吗:论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的正义》,可谓上述思路的典型代表。在书中,丹尼尔斯用审慎的生命周期账户(prudential lifetime account)重构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以解决养老领域中的代际公平问题。他从如下一个基本事实开始他的理论构建:我们都将衰老。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出发,不同年龄组之间的财富转移,应当被理解为同一生命不同周期之间的转移,即使分配表面上采取了代际转移的形式。一个罗尔斯式的审慎思虑者必须会选择这样一些分配原则,这些原则将确保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公平地分配社会基本善。并且,丹尼尔斯强调审慎生命周期账户仅仅适用于福利国家层次,即代际公平的达成完全不需要考虑孝道等家庭内正义的要求。

 

家庭内的代际公平

 

 

然而在中国研究者视野中,养老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保障问题,养老秩序达成与否,直接关联人伦秩序的存废。与西方同行相比,中国学者似乎同等关注,甚至更关注家庭内的代际公平。

 

不同的关注点背后,所反映的是对代际公平问题的不同理解框架。以丹尼尔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实质上遵循的是一种个人本位的代际平等模式,而中国学者在讨论代际关系与代际公正问题时,往往带有一种更重视家庭、重视代际互动与团结的视角。

 

比如中国著名社会家费孝通,就将均衡社会成员世代间取予的中国传统模式概括为一种“反馈模式”,并将之与西方社会的“空巢家庭”或者说“接力型社会”作对比。用公式来表示的话,西方的公式是F1→F2→F3→Fn;中国的公式是F1←→F2←→F3←→Fn(F代表世代,→代表抚育,←代表赡养)。区别于西方,我们可以把这种带有明显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色彩的思考模式,称作是一种家庭本位的代际团结模式。

 

不难看出,两种模式的分歧点在于,对家庭在代际关系与代际公平中角色和地位有不同理解。当前中国正面临着改革养老保障制度以实现和谐、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任务,如何理解两种模式的分歧,将对中国养老改革道路的选择产生深远的影响。笔者认为,得益于对家庭在人类生命周期和伦理生活中基础地位的深刻认识,家庭本位的代际团结模式具有明显的理论和实践优势,应当成为中国养老制度改革的主导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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